圖1:同種異體腎移植中的小腎塊
圖1A:(案例1):39歲男性,超聲檢查發現腎髒小腫塊。CT掃描顯示同種異體移植物實體瘤1.5 cm x 1.3 cm(箭頭所指).活檢證實碾壓混凝土。最終病理1型RCC, Fuhrman分級3級。
圖1B:(案例2):31歲男性,CT掃描發現腎髒小腫塊。左下腹活體同種異體供體移植失敗,2.3厘米的腎腫塊與腎癌有關(箭頭所指).最終病理1型RCC, Fuhrman分級2級。
全文
Sij血管* 1凱爾木1艾倫·C Farney2傑弗裏•羅傑斯2朱塞佩·奧蘭多2羅伯特J工作正常2
1泌尿科,維克森林浸信會健康,溫斯頓塞勒姆,北卡羅來納州,美國2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溫斯頓塞勒姆維克森林浸信會健康中心移植外科
*通訊作者: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溫斯頓塞勒姆維克森林浸信會衛生院泌尿科Sij Hemal,電話:001-336-716-0548;傳真:001-336-716-0548;電子郵件:shemal@wakehealth.edu
目的:報告並討論7例在本院以惡性腫瘤為主要指征行異體腎切除術的病例。
方法:我們回顧了從2002年1月到2015年5月在我們機構接受同種異體腎切除術的所有患者。
結果:在13年的時間裏,我們進行了74例同種異體腎切除術,其中7例(9.5%)為惡性腫瘤。7例患者在取出移植物前均行血管造影栓塞;3例涉及腎細胞癌(RCC),其中2例為既往失敗的同種異體移植。這兩名患者目前均無疾病,正在接受功能腎髒再移植的慢性免疫抑製。第三個病例涉及轉移性(可能是複發性)腎細胞癌,該患者之前曾因腎細胞癌接受根治性腎切除術。2例為移行細胞癌(TCC);兩者都是在急性腎損傷評估中發現的。在同種異體腎切除術和停止免疫抑製後,兩者目前都無病。最後2例為供者源性惡性腫瘤(髓係肉瘤),分別來自兩個接受同一供者腎髒的受者。兩例患者均在腎切除術後存活至少1年。
結論:上述病例代表了惡性疾病(新生、複發或供體來源)的譜係,這些疾病可能影響移植腎的功能或導致移植腎失敗,從而導致腎切除術。盡管最近的文獻強調了腎保留手術的作用,但同種異體腎切除術仍然是特定病例的首選治療方法。
同種異體移植腎切除術;新創惡性腫瘤;Donor-derived惡性腫瘤;腎細胞癌;移行細胞癌;腎移植
此前有研究報道,25% - 40%的腎移植衰竭存活患者最終接受同種異體腎切除術[1-6]。同種異體腎切除術的指征包括由同種異體腎移植失敗引起的症狀(包括疼痛、腫脹或局部壓痛、發熱、血尿或出血)、血栓形成、感染、伴有促紅細胞生成素抵抗的貧血、生長衰竭和繼發於排斥反應和/或同種異體腎缺血的移植物不耐受綜合征。在其他情況下,可對惡性腫瘤、多瘤病毒腎病或移植後淋巴增殖性疾病等疾病進行同種異體腎切除術,或為規劃後續腎移植的空間考慮。移植失敗患者的同種異體腎切除術率根據不同的中心政策差異很大,從0.5-43%不等[3-9]。盡管異體移植腎切除術在處理移植腎衰竭受者中的作用仍有爭議,但大多數臨床醫生一致認為,在異體移植腎中存在惡性腫瘤通常是腎切除術的可靠指征,同時必須停用免疫抑製。
供體和受體的老齡化給腎移植帶來了新的挑戰。目前的數據表明,老年患者在已經增加的終末期腎病(ESRD)人群中的比例不斷增加[10-13]。衰老和慢性免疫抑製都與惡性腫瘤的風險增加有關[10-13]。與普通人群相比,腎細胞癌(RCC)在老年人、透析患者和腎移植患者中的患病率更高[10-12,14,15]。此外,根據所分析的惡性腫瘤類型,腎移植受者發生惡性腫瘤的總風險為4 ~ 30倍[10-12,14,15]。令人驚訝的是,除了個別病例研究外,文獻中很少有關於同種異體腎切除術治療惡性腫瘤的報道。本研究的目的是回顧我們在單中心惡性腫瘤異體移植腎切除術的總體經驗,包括使用術前血管造影栓塞異體移植腎作為計劃腎切除術的橋梁,以減少失血和防止腫瘤擴散。
在2002年至2015年的13年間,我們回顧性回顧了74例連續的同種異體腎切除術適應症。共7例(9.5%)患者因同種異體移植惡性腫瘤接受腎切除術。下麵是案例研究的摘要。
一名39歲白人男性繼發於局灶性節段性腎小球硬化-塌陷變異型和彌漫性結節性糖尿病腎小球硬化的ESRD患者於1998年接受了來自其44歲人類白細胞抗原(HLA)相同的姐姐的活親屬腎移植。2010年,繼發於慢性異體移植腎病的移植失敗,患者開始透析。作為再移植篩選評估的一部分,患者接受了腎髒超聲檢查,顯示異體移植物中有一個1.5 × 1.3 cm的實體瘤。隨後超聲引導精細穿刺活檢和細胞學檢查顯示乳頭狀I型RCC, Fuhrman核3級,1.3 × 1.1 × 1.0 cm腫瘤,邊界清晰,局限於腎髒(圖1A)。在血管造影栓塞異體移植物後,患者接受了簡單的根治性移植腎切除術。經過一段時間的恢複,在殘留或轉移性疾病檢查呈陰性的情況下,該患者於2010年8月成功地接受了來自一名25歲供體的活體無血緣供體腎再移植,由於腫瘤良好的組織病理學和大小,患者沒有經曆強製性的等待期或無病間隔期。第二個供體hla為零匹配,患者接受阿侖珠單抗誘導治療。在近5年的隨訪中,患者繼續表現出正常的腎功能(血清肌酐水平1.2 mg/dl,估計腎小球濾過率[GFR] >60 ml/min),在他克莫司、黴酚酸酯和潑尼鬆的免疫抑製維持方案中沒有任何疾病的證據。
1例31歲白人男性,繼發於1型糖尿病,1991年接受姐姐活體腎移植;在繼發性糖尿病腎病衰竭之前,該腎功能維持了11年。2002年5月,他接受了來自一名19歲男性死者的腎胰同步移植。第二個捐獻者是零HLAmatch;因此,患者接受兔抗胸腺細胞球蛋白(rATG)誘導聯合他克莫司和黴酚酸酯。在2011年對腹側切口疝的評估中,計算機斷層掃描(CT)顯示在失敗的左下腹活體供體腎移植中偶然有2.3 cm實性腫塊,與RCC的診斷一致(圖1B)。在血管造影栓塞失敗的同種異體移植物後,患者於2011年6月接受了簡單的根治性移植腎切除術。最終病理顯示為I型乳頭狀腎細胞癌,Fuhrman分級2,邊緣清晰。此外,在這個異體移植腎切除標本上發現了一個額外的腫塊,這是一個邊界清楚的小管-腺泡結構的腫瘤,與獲得性囊性疾病相關的RCC最一致。第二次移植後13年,切除腎後近4年,患者的血清肌酐水平為0.9 mg/dl, GFR估計為>60 ml/min。 He also remains insulin-free and disease-free. His current surveillance regimen consists of yearly CT imaging.
一名63歲的白人男性患有狼瘡腎炎繼發ESRD,在2011年8月接受心髒死亡(DCD)捐贈者的同側雙腎移植前接受腹膜透析9個月。供體為一名49歲白人男性,有吸煙、高血壓、虛弱和原因不明的體重減輕史。考慮雙腎移植,因為必需的熱缺血與DCD過程和腎活檢相一致,顯示18%的腎小球硬化和輕微的血管改變。除了動脈粥樣硬化延伸到腎動脈外,兩個腎髒在解剖學上表現正常。2012年5月(指數移植後9個月),患者在血清肌酐水平升高的情況下出現右下腹充盈和疼痛。腹部和盆腔CT無造影劑掃描顯示異體移植物腎髒腫大水腫,並在相鄰軟組織內滯留,腎周有少量不明確液體。腎移植活檢發現一個高度浸潤性尿路上皮癌廣泛鱗狀分化。隨後的CT增強掃描顯示廣泛的盆腔和腹膜後淋巴結腫大,可能擴散到縱隔,與轉移性尿路上皮癌一致(圖2A)。膀胱及輸尿管之膀胱鏡檢查均未發現尿路上皮癌。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顯示局部和轉移性疾病(圖3A)。 Following angiographic embolization of both kidneys, the patient underwent attempted radical dual allograft nephroureterectomy, which was complicated by thick scar tissue and an extensive burden of extra-renal tumor that was not completely excised because it was encasing the iliac vessels and extremely adherent to surrounding vital structures. Final pathology revealed high-grade urothelial carcinoma with sarcomatoid features and lymphovascular invasion with tumor at the margins of resection and satellite lesions in the renal parenchyma. Interestingly, histocompatibility typing of the tumor demonstrated both donor and recipient elements. Following cessation of immunosuppression, the patient received chemotherapy with paclitaxel for 6 months with disease resolution. At 3 years follow-up, the patient is alive and doing well on home hemodialysis four times per week with no evidence of recurrent or metastatic disease (Figure 3B). Surveillance monitoring includes CT imaging every 6 months.
圖2:移植腎中的移行細胞癌(TCC)
圖2A:(案例3):63歲男性,同側雙腎移植,移植後9個月接受腎移植活檢,發現可能的排斥反應和高級別TCC。隨後的造影增強CT顯示轉移性尿路上皮癌(箭頭所指).
圖2B:(案例7):67歲女性,移植術後肌酐升高。CT平掃顯示腎盂輸尿管連接處梗阻及腎盂內高密度物質(箭頭所指).順行腎造影顯示對TCC的關注(插入)。
案例4和5
接下來的兩個病例涉及來自同一供者的腎受者的供者源性惡性腫瘤(髓係肉瘤或急性髓係白血病)。供體為一名38歲女性療養院居民,因腦出血繼發腦死亡。她的癌症和意外減肥史呈陰性。此外,她在腦出血入院時進行的全血細胞計數沒有顯示任何明顯異常,她的外周血塗片也沒有任何外周細胞的證據。植入前腎活檢顯示病變與長期糖尿病一致。
接收方1:一名72歲的白人男性,繼發於長期2型糖尿病和高血壓的ESRD病史,在2012年10月接受無並發症的單腎移植前接受了兩年的血液透析。既往有甲狀腺切除術治療乳頭狀腺癌和根治性前列腺切除術合並盆腔淋巴結切除術治療前列腺癌的重要手術史。受體和供體是雙hla不匹配的。他接受阿侖珠單抗聯合他克莫司和黴酚酸酯誘導,移植功能緩慢,血清肌酐水平最低為2.4 mg/dl。移植後4個月,患者血清肌酐水平上升至4.5 mg/dl,腎髒超聲和CT掃描(圖4B)顯示移植腎體積顯著增加,阻力指數升高。隨後的腎異體移植活檢顯示彌漫性實質浸潤,未成熟單核細胞免疫組化CD34、CD117陽性,髓過氧化物酶陽性的母細胞與髓樣肉瘤的診斷一致。此外,熒光原位雜交研究顯示正常染色體,並證實活檢中93%的細胞來自供體(女性,XX),提示供體來源的髓樣肉瘤隨移植腎傳播。受者骨髓活檢為白血病累及陰性,中期細胞遺傳學分析顯示為正常男性核型,無明顯的白血病累及。PET掃描未發現移植腎以外的受累灶。在異體移植物血管造影栓塞後,患者接受了平穩的腎切除術,並按照血液學建議完成了阿糖胞苷和柔紅黴素化療。 A bone marrow biopsy and repeat PET scanper formed five months following the initial diagnosis did not show any evidence of disease. He resumed hemodialysis and remained in remission until his death secondary to a cardiovascular event13 months following nephrectomy.
接收方2:一名77歲白人女性,有間質性腎炎繼發ESRD病史,接受血液透析2年,既往腎移植失敗(在另一家機構),繼發於腎動脈血栓,導致立即進行同種異體腎切除術。她接受了無並發症的腎髒再移植,並接受阿侖珠單抗誘導聯合他克莫司和黴酚酸酯。受體和供體是三個hla不匹配的。患者立即恢複了移植物功能,血清肌酐水平穩定在1.4-1.7 mg/dl範圍內。三周的同種異體移植物監測活檢顯示急性腎小管損傷和供者傳播的結節性糖尿病腎小球硬化和透明質變得到了恢複。移植後4個月,她因尿路感染和急性腎損傷住進了另一家醫院,血清肌酐水平為>4.0 mg/dl。在另一個機構進行的腎活檢顯示急性和慢性血栓性微血管病,盡管進一步複查,活檢中注意到非典型細胞。在這個時間點上,接受了該供者的配對腎髒的患者已經被診斷為髓樣肉瘤(受體1)。因此,我們建議該患者接受評估和同種異體移植腎切除術。入院後,患者的實驗室分析顯示血清肌酐4.3 mg/dl,血紅蛋白8.3 g/dl,血小板計數10.9萬/μl。患者拒絕骨髓活檢,外周血塗片未見細胞。 Additionally, imaging with PET scan did not reveal any uptake of fluorodeoxyglucose (FDG) in locations other than the renal allograft. Following angiographic embolization of the allograft, the patient underwent nephrectomy and subsequent pathologic analysis of the specimen showed a monotonous population of myeloid blasts that were morphologically identical to the pathology noted in the first transplant recipient.Further molecular genotyping analysis performed on the renal allograft established myeloid sarcoma of donor origin and identical haplotypes. The patient did not opt for systemic chemotherapy, but remained in remission and on hemodialysis until her death secondary to a cardiovascular event 18 months following nephrectomy.
圖3:移植腎中的移行細胞癌
圖3:案例3:PET掃描(A)顯示轉移性疾病。患者行根治性腎切除術;術中,腫瘤包圍了髂血管,切除邊緣呈腫瘤陽性。停止免疫抑製後,患者接受化療。隨訪3年,患者無癌(B)。
2011年7月,一名74歲的非裔美國女性接受了一名50歲男性DCD供體的5- hla錯配腎移植,她有腎小球腎炎繼發性終末期腎病的病史。她曾於2010年因原腎RCC行右腹腔鏡腎切除術。她接受阿侖珠單抗聯合他克莫司和黴酚酸酯誘導,最初出現移植功能延遲。患者隨後恢複良好,血清肌酐最低水平為2.1 mg/dl。移植後14個月,患者於2012年9月因惡心嘔吐就診於急診科,腹部和骨盆CT掃描顯示淋巴結腫大,右側盆腔側壁有一個7 × 4 cm的小葉軟組織腫塊,靠近腫大且模糊的移植腎(圖4A)。胸部CT掃描顯示雙側多發肺結節及左側鎖骨下淋巴結腫大,大小1.1 x 1.6 cm。
對腫塊進行活檢,結果顯示為高級別RCC。在異體移植物血管造影栓塞後,她接受了轉移性腎癌的簡單移植腎切除術,並立即停止免疫抑製。在這一點上,還不清楚RCC是來自她的原腎的殘留,還是癌症是供者傳播的,還是異體移植中新生的。異體移植物的隨訪病理顯示Fuhrman 4級腎細胞癌,具有小管-囊性特征,局灶性透明細胞改變與原發性腎癌一致,因為患者在2010年的右腎有腎細胞癌病史。病理報告顯示,該腫瘤為單灶性,最大尺寸為5.0 cm,擴展至腎周組織和腎盆腔脂肪,極有可能是原發性腎細胞癌的轉移。此外,血管邊緣的腔內和軟組織沉積呈陽性。腎髒切除術後,患者恢複血液透析並接受坦西羅莫司治療。她最初恢複得很好,但一直沒有痊愈,最終在22個月後的2014年7月死於轉移性腎細胞癌。
一位67歲的白人女性在2004年因惡性腫瘤(右腎嗜酸細胞瘤和左腎RCC)進行雙側原位腎切除術後接受血液透析。她於2005年4月接受了一個hla匹配擴展標準(61歲男性供體)腎移植,並立即獲得移植物功能,血清肌酐水平穩定在2.3-2.6 mg/dl範圍內。患者聯合他克莫司、黴酚酸酯和強的鬆進行rATG誘導。她在大約8.5年的時間裏都很好,直到2013年9月,她出現腎功能惡化,常規隨訪發現血清肌酐水平為3.9 mg/ dl。腎髒超聲檢查顯示中度移植腎積水,腹部和盆腔CT掃描證實移植腎積水伴依賴腎收集係統和近端輸尿管高密度物質(圖2B)。她隨後因腎盂輸尿管連接處(UPJ)梗阻接受了腎造口管放置,進一步的透視腎造影顯示腎盂有一個巨大的不規則形狀的充盈缺損,並延伸至多個漏鬥和輸尿管近端,提示極有可能是尿路腫瘤起源。隨後,腎盂收集係統的活檢顯示浸潤性尿路上皮惡性腫瘤與移行細胞癌(TCC)一致。患者接受了轉移性檢查和膀胱鏡檢查,結果顯示膀胱或其固有輸尿管殘體中沒有任何疾病的證據。隨後,患者於2013年10月接受了異體移植物血管造影栓塞術,隨後進行了平穩的根治性異體移植物腎輸尿管切除術。摘除標本病理顯示浸潤性尿路上皮乳頭狀高等級癌,最大尺寸為3.0 cm。 The neoplasm involved the inferior calyx and renal pelvis with focal extension into the proximal ureter, and the margins were free of neoplasia and no lymphovascular invasion was identified. Immunosuppression was discontinued immediately except for prednisone. She resumed hemodialysis through her previous fistula. A routine surveillance CT scan performed in January, 2014, did not reveal any evidence of residual disease or recurrent tumor in the resection bed. Her most recent imaging study in March2015 (17 months following nephrectomy) showed no evidence of metastatic disease. Currently, she is alive and doing well on hemodialysis.
圖4:同種異體腎移植中的大腫塊
圖4:病例6:74歲女性,肌酐升高,異體移植物腫大。隨後MRI顯示RCC相關病變(箭頭所指)。最終病理表現為RCC, Fuhrman 4級,邊緣陽性,延伸至周圍組織。
圖4 b:病例4:72歲男性,肌酐升高,行超聲及活檢檢查。活檢對髓樣肉瘤很重要。CT掃描顯示移植腎內有一個大腫塊(箭頭所指).
在一般人群中,接受腎髒替代治療的患者發生惡性腫瘤的風險高於年齡和性別匹配的對照患者。風險增加的幅度隨腎髒替代治療方式和惡性腫瘤類型的不同而不同,與透析患者相比,腎移植患者患癌症的風險要大得多[8,10-13,16-18]。腎移植術後10年發生惡性腫瘤的總風險可高達15-20%。在透析或腎移植後發生的某些癌症與一般人群的患者有相似的危險因素[10-12,14,15]。然而,另一方麵,在接受腎髒替代治療的患者中觀察到不同的部位特異性癌症的發生率和模式,這在一定程度上與腎衰竭的嚴重程度和持續時間、免疫抑製的負擔和器官移植類型有關。
眾所周知,腎移植受者移植後必需的免疫抑製是其癌症風險升高的原因之一。特別是,CD4+和CD8+ t細胞的抑製,負責檢測和殺死腫瘤細胞,以及對致瘤病毒感染的易感性被假設為腎移植後惡性腫瘤的主要驅動機製。腎移植受者有3種惡性腫瘤的風險;先前存在的或複發的腫瘤,移植後發生的新生腫瘤,供者來源的或傳播的腫瘤。在一項研究中,移植後癌症發展的平均時間為9.4年,所有癌症的發病率隨著移植後時間的增加而繼續上升。相反,在隱匿性或已知的供者源性惡性腫瘤的情況下,發現癌症的平均時間為2個月(移植後2天至38個月)[12,13]。
以上七個病例研究代表了影響同種異體腎移植的惡性疾病,可能導致腎切除術。例如,前兩個病例研究涉及在功能超過10年的失敗的活體供體移植腎中偶然發生新生rcc的患者。在病例1中,在再移植評估中發現了局限性RCC,僅通過腎切除術處理,不排除2個月後進行活體供體腎再移植成功。在病例2中,初次腎移植術後20年和腹側切口疝同時腎胰移植術後9年發現局限性腎細胞癌。盡管在移植標本上發現了第二個局部惡性腫瘤,但該病變再次通過單純腎切除術治療。在這兩例病例中,由於病變是局部的,被認為是新生的,免疫抑製沒有發生變化,兩例患者在初次移植腎切除後4-5年,仍保持良好的異體移植物(再移植)功能,在監測成像中未顯示疾病證據。
相比之下,3-5例涉及供體源性惡性腫瘤。病例3記錄了一位雙腎移植受者在指數移植後9個月診斷為高級別尿路上皮瘤的不尋常病例。該患者表現為局限性體征和症狀,隨後被發現有很大的局部浸潤性和轉移性疾病負擔,不能完全切除。診斷的時間,原生尿路上皮無病變,供體有不明原因體重減輕史,均提示供體病因。盡管腫瘤的組織相容性分型顯示了供體和受體成分,但腫瘤反應更像是供體源性惡性腫瘤,因為患者完全沒有疾病,在雙側腎切除術、停止免疫抑製和服用紫杉醇6個月後的3年隨訪中,透析表現良好。
在病例4和5中報告的一對不幸的老年配偶腎接受者中;然而,兩名患者在移植後幾個月內均發生了經活檢證實的同種異體移植物髓樣肉瘤,這是供者傳播疾病的更多特征。兩例患者均表現為急性腎損傷,異體移植物中診斷為惡性腫瘤是偶然的。一名患者接受骨髓活檢並接受後續化療,另一名患者拒絕骨髓活檢和腎切除術後化療。兩例病例的分子基因型檢測均證實供體來源的急性髓係白血病具有相同的單倍型。這兩名患者在心血管事件的同種異體腎切除術後一年多死亡,但在其他方麵無疾病。
病例6是一例複發性腎癌影響同種異體腎移植的病例,該患者在移植前8個月曾因局限性1.4 cm、Fuhrman核分級為3級、獲得性囊性疾病相關的腎癌而接受腹腔鏡右側原位根治性腎切除術。由於腫瘤良好的組織病理學和局部性質,沒有必要進行強製性的等待期或無病間隔。不幸的是,患者在移植後9個月出現了局限性和轉移性RCC,涉及她之前原位腎切除術的同側異體腎移植物。影像學檢查未顯示其殘餘萎縮左腎有任何可疑病變。雖然患者在同種異體腎切除術後存活了22個月,但她從未擺脫疾病,並在臨終關懷中去世。
最後一個病例可能是移植後8.5年發生的新生高級別尿路上皮癌。與病例3相似,該患者出現局部體征和症狀,伴有急性腎損傷。雖然最初的影像學檢查顯示遠處有病變,但切除邊緣無病變,淋巴結呈陰性,目前患者在腎切除術後17個月恢複良好。
我們的病例報告顯示,在功能正常和移植失敗的同種異體腎(包括局限性和轉移性疾病)中,出現惡性腫瘤的時間範圍從腎移植後的幾個月到幾年不等。此外,這些病例說明了不同的病理範圍,從泌尿生殖係統惡性腫瘤如RCC和TCC到血液/間質源性惡性腫瘤(即髓係肉瘤的病例)。盡管最近的文獻強調了腎保留程序在處理同種異體移植惡性腫瘤中的作用,但這些病例在慢性免疫抑製背景下的獨特方麵最終決定進行同種異體移植腎切除術。在我們13年的經驗中,大約9.5%的患者(74例中有7例)因惡性腫瘤相關適應症接受了同種異體移植腎切除術。由於移植後發生惡性腫瘤的罕見性質,重要的是承認惡性腫瘤的特殊性質及其不同的表現,這必須在個案的基礎上處理。同樣,認識到臨床決策的複雜性以及基於受體、供體和腫瘤特征的個體化治療的重要性也很重要。此外,該案例係列突出了綜合捐助方評估和受援方監測的重要性,以擴大捐助方和受援方接受標準。
所有作者聲明他們沒有利益衝突。
倫理批準:本文不包含任何作者對動物進行的任何研究。
(和/或如果人類參與)倫理批準:本文不包含任何作者進行的任何人類參與者的研究。
本文不包含任何作者對人類參與者或動物進行的研究。
本研究報告的數據是根據當地機構審查委員會的指導方針和批準產生的。最後,我們聲明本研究不代表任何作者的利益衝突,也不涉及校內或校外的資金來源。
起草文章,數據收集,數據分析/解釋,概念/設計
K W:數據分析/解釋,撰寫文章,成像
A C F:審批,數據收集
J R:審批,數據收集
主管:審批,數據收集,概念/設計
R J S:批判性修訂,概念/設計,批準,數據分析/解釋,起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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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類型:研究文章
引用:Hemal S, Wood K, Farney AC, Rogers J, Orlando G,等(2016)同種異體腎切除術治療惡性腫瘤7例報告及文獻複習。腎衰竭2(2):doi http://dx.doi.org/10.16966/2380-5498.125
版權:©2016 Hemal S,等。這是一篇開放獲取的文章,根據創作共用署名許可協議(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發布,該協議允許在任何媒體上不受限製地使用、分發和複製,前提是注明原作者和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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