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東南亞國家COVID-19平均死亡率與北美和歐洲,2020年4月1日至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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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德爾·E·哈裏斯1 *Alexander S Rosemurgy2
1 美國俄亥俄州俄亥俄州立大學醫學與公共衛生學院2 消化健康研究所,降臨健康坦帕,佛羅裏達州,美國
*通訊作者:Randall E Harris,美國俄亥俄州俄亥俄州立大學醫學與公共衛生學院,電話:43210 - 1351;電子郵件:Harris.44@osu.edu
我們研究了瘧疾流行的11個亞洲國家(中國、香港、韓國、泰國、越南、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中COVID-19病例和每百萬死亡率(發病率和死亡率)的平均累積率的趨勢和差異,並將這些趨勢和差異與11個西方國家(美國、加拿大、英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法國、葡萄牙、荷蘭)進行了比較。瑞士和奧地利)在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的五個月期間。這兩組國家的平均發病率和死亡率差異顯著,截至2020年5月31日,亞洲國家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130 / 100萬和3.6 / 100萬)為1/27th和1/89th北美和西歐國家的相應比率(每百萬人3481人和321人)。相比之下,瘧疾的年發病率在北美和歐洲微不足道,而瘧疾在東南亞流行(3.5‰)。由瘧疾瘧原蟲引起的慢性感染可誘導幹擾素和中和抗體,已證明對導致SARS、中東呼吸綜合征和COVID-19的冠狀病毒感染有影響。因此,在長期廣泛接觸瘧疾感染的人群中,可能存在對SARS CoV-2感染的天然免疫力。這些人群可能是開發用於預防和治療COVID-19的有效疫苗和血清學製劑的寶貴資源。
非典CoV-2;COVID-19;瘧疾;幹擾素;中和抗體;發病率;死亡率
在初步研究中,我們發現南亞國家之間COVID-19的平均發病率和死亡率存在巨大差異與那些北美和西歐的人[1]。截至2020年5月4日,11個亞洲國家的平均發病率(83.7 / 100萬)和平均死亡率(2.24 / 100萬)約為1/34th和1/118th,分別為北美和歐洲國家報告的相應數值(分別為2878 / 100萬和265 / 100萬)。相比之下,地方性瘧疾的年發病率呈現出相互的模式:北美和歐洲的發病率可以忽略不計,而東南亞的發病率相對較高。
在本報告中,我們研究了上述每個地區國家的SARS CoV-2感染模式,以及瘧疾年發病率的相互模式。我們的結果截止到2020年5月31日。
方法與我們最初的流行病學研究[1]相似。我們從Worldometers網站[2]上提取了11個東南亞國家(中國、香港、韓國、泰國、越南、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COVID-19感染率、陽性檢測率(未經調整的發病率)和COVID-19死亡率(未經調整的死亡率),與北美和歐洲的11個國家(美國、加拿大、英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法國、葡萄牙)進行比較。荷蘭、瑞士和奧地利)。亞洲國家之所以被選中,是因為它們距離新冠肺炎疫情中心中國武漢很近。以95%置信區間計算每組國家的比率均值,並通過t檢驗檢驗平均差異是否具有統計學意義。我們還估計了每個國家的粗病死率(未經調整的病死率=死亡率/病例率),並測試了每組國家的平均病死率的差異。亞洲和西方國家的平均利率是在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間按每周時間間隔計算的,並隨時間繪製。通過使用logistic函數將S曲線擬合到數據中,對周費率的趨勢和差異進行建模。
報告的COVID-19平均發病率和死亡率顯示,東南亞國家與北美和歐洲國家相比存在明顯差異。如表1所示,截至2020年5月31日,亞洲國家的病例平均發病率(130.4 / 100萬)和平均死亡率(3.6 / 100萬)約為1/27th和1/89th,北美和歐洲國家報告的相應數值分別為3480 / 100萬和321 / 100萬,P<0.001)。在這些國家中,亞洲COVID-19所有檢測中陽性檢測的平均頻率(1.76%)比北美和歐洲的相應頻率(6.85%)低74% (P<0.01)。同樣,亞洲國家的平均病死率(2.76%)比北美和歐洲國家的相應估計值(9.22%)低70% (P<0.01)。由於中國沒有報告所進行的檢測數量,我們也計算了排除中國數據的比率和差異,但發現結果變化不大(表1)。
國家 | COVID-19測試/ M | COVID-19病例/ M | COVID-19死亡/ M | 瘧疾病例發生率/ 1000 |
北美和歐洲國家 | ||||
美國 | 52326年 | 5501年 | 319 | 0 |
加拿大 | 43334年 | 2391年 | 188 | 0 |
意大利 | 63249年 | 3848年 | 551 | 0 |
西班牙 | 76071年 | 6124年 | 580 | 0 |
德國 | 47193年 | 2189年 | 103 | 0 |
法國 | 21217年 | 2890年 | 441 | 0 |
葡萄牙 | 78030年 | 3187年 | 138 | 0 |
英國 | 61474年 | 4021年 | 566 | 0 |
荷蘭 | 20380年 | 2711年 | 348 | 0 |
瑞士 | 45980年 | 3568年 | 222 | 0 |
奧地利 | 49826年 | 1859年 | 74 | 0 |
平均(95%置信區間) | 50825年 | 3481年 (2649 - 4312) |
321 (203 - 439) |
0 |
東南亞國家 | ||||
中國 | 580 | 58 | 3. | < 0.1 |
香港 | 27087年 | 145 | 0.5 | < 0.1 |
韓國 | 17767年 | 224 | 5 | < 0.1 |
馬來西亞 | 17111年 | 242 | 4 | 0.1 |
菲律賓 | 3176年 | 165 | 9 | 0.3 |
巴基斯坦 | 2481年 | 315 | 7 | 4.9 |
泰國 | 5380年 | 44 | 0.8 | 0.8 |
越南 | 2827年 | 3. | 0.1 | 0.1 |
柬埔寨 | 1222年 | 7 | 0.2 | 18.4 |
印尼 | 1183年 | 97 | 6 | 5.8 |
印度 | 2710年 | 135 | 4 | 7.7 |
平均(95%置信區間) | 7411年 | 130.5 (68 - 193) |
3.60 (1.7 - -5.5) |
3.5 (0.2 - -6.8) |
中國除外(95%置信區間) | 8094年 | 134.7 (70 - 205) |
3.66 (1.6 - -5.7) |
3.8 (0.2 - -7.4) |
表1:2020年1月12日- 2020年5月31日東南亞、北美和歐洲國家COVID-19累計發病率與瘧疾發病率的比較。
該表還包括最近報告的北美和歐洲國家瘧疾年發病率與東南亞[3]。顯然,瘧疾發病率與COVID-19發病率和死亡率呈負相關,例如,在北美和歐洲,COVID-19發病率相對較高,瘧疾發病率可以忽略不計,而在東南亞,COVID-19發病率相對較低,瘧疾發病率較高。
圖1顯示了東南亞11個國家COVID-19平均死亡率的趨勢和顯著差異與2020年4月1日至5月31日北美和歐洲的數據。請注意,為了在同一圖表上繪製這些比率,東南亞國家的比率表示為每1000萬,而北美和歐洲國家的比率表示為每100萬。在本報告所述期間,北美和歐洲國家的平均死亡率大約是東南亞國家的90倍。根據圖1所示的每組數據的最佳擬合logistic函數(S曲線),預計到2020年6月底,亞洲國家的COVID-19平均死亡率將達到最大值,約為60 / 1000萬,北美和西歐國家為350 / 100萬。
我們的結果顯示,東南亞國家和北美/西歐國家在COVID-19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方麵存在顯著差異。瘧疾在COVID-19發病率低的國家流行,但在COVID-191發病率高的國家可以忽略不計。死亡率的差異尤其顯著,因為與瘧疾流行國家相比,非流行國家的COVID-19死亡率大約高出90倍。
其他研究人員也開始研究瘧疾流行國家與非瘧疾流行國家的COVID-19發病率。這些研究的早期預印本和初步報告與我們的發現一致,即無瘧疾人口的COVID-19發病率明顯高於受瘧疾流行困擾的國家[4-7]。
為了解釋瘧疾流行人群中COVID-19發病率低,提出了一個假設,即他們廣泛使用具有抗病毒作用的抗瘧疾藥物。例如,一些研究發現,抗瘧疾劑羥氯喹(HCQ)對COVID-19[8]患者具有治療效果。由於這種相對便宜的抗瘧疾藥物在東南亞瘧疾的地理熱點地區被廣泛使用了幾十年,因此有人認為HCQ目前可能對SARS CoV-2等新型病毒感染具有化學預防作用[4,5]。然而,由於瘧疾瘧原蟲對氯喹耐藥菌株的進化,HCQ預防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其他更有效的藥物所取代,HCQ目前沒有在這些國家的普通人群中廣泛使用[9]。此外,HCQ是一種鋅離子載體,其抗病毒作用主要是由於鋅離子[10]在細胞內抑製病毒複製。由於南亞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患有[11]缺鋅症,因此HCQ不太可能成為這些人群中對抗SARS CoV-2的有效化學預防劑。
一種更有可能的假設是,在南亞人群中廣泛存在的重複瘧疾感染不僅創造了對抗瘧疾的免疫能力,而且還創造了對抗新型病毒感染的免疫能力。眾所周知,瘧疾會誘導幹擾素,並已證明對某些病毒的感染有影響。來自多個實驗室的分子研究發現,淋巴細胞釋放的幹擾素是對多種瘧疾菌株感染的正常免疫反應,而這些幹擾素兩者都有在體外而且在活的有機體內對導致SARS、MERS和COVID-19的冠狀病毒的作用[12-15]。重複瘧疾感染還會誘導產生持續的抗體,這些抗體可以中和大量的分殖子抗原,並且中和抗體最近被注意到對SARS CoV-2和其他冠狀病毒有作用[16,17]。
雖然可以說,COVID-19和瘧疾的反向關聯可能主要反映了人口統計、檢測、報告和感染控製方麵的差異,但也必須考慮其潛在的生物學影響。反映當前COVID-19大流行特征的流行病學數據,結合瘧疾的國際格局,以及關於重複瘧疾感染長期免疫影響的分子研究結果,可以解釋為支持這一假設,即長期廣泛接觸瘧疾並獲得對瘧疾感染的自然免疫力的人群可能具有對COVID-19的天然免疫力。具體來說,這些人群中的大多數人可能具有高水平的循環幹擾素、中和抗體和其他因素,使他們能夠對新型病毒感染產生快速有效的免疫反應。這些對SARSCoV-2感染具有天然抵抗力的人群可能成為血清學因子以及開發有效預防和治療COVID-19疫苗和藥物的寶貴資源。
作者宣稱他們之間沒有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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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類型:研究文章
引用:Harris RE, Rosemurgy AS (2020) COVID-19和瘧疾:SARS CoV-2的致命吸引力?J流行病學公共衛生Rev 5(2): dx.doi.org/10.16966/2471-821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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